何新1999年访谈录叛逆与思考二

　叛逆与思考（二）浪迹燕京 　　记者：这时，你的心脏病治好了吗？ 　　何新：没有，但神奇地减轻了许多。此前我有两个关系较密切的女朋友，一个名叫V，和我一同在友谊农场。另一个叫阿红，她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。 　　在我出了事被监管后，V日益与我疏远，后来她又听医生讲我已经患了无望治疗的心脏病，就写信表示和我分手。而阿红这时恰好回到北京，知道我生了重病，就写信给我，建议我回京治疗。 　　这一年（）的国庆节前，医院溜出来，蹭火车逃回北京。所谓蹭火车，就是不买票用各种办法溜上火车。因为我身边没有几元钱，根本买不起车票。溜上火车后，就设法躲在火车座位下，爬到行李架上、缩进厕所里或者过道上，反正要与查票的乘警和列车员一路捉迷藏。中间还换了好几次车。经历千辛万苦，最后才回到北京。 　　回北京后，我先住在阿红家，因为我的家人这时都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“五七干校”，我在北京已没有家了。在女朋友家住了一段后，奇怪的是，也并没经过什么治疗，原来那么吓人的病竟然奇迹般地逐渐好转终至康复了。(还有一个奇迹是，我近年曾反复体检，除了半个心脏较常人有代偿性的扩大外，医生说看不出我过去患过风湿性心脏病的瓣膜损害迹象。在被认为是绝症的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中，我是极少数的康复者。) 　　到北京后我就想，我得继续学习我在兵团没完的东西。 　　记者：您所说的没完的东西是指什么？ 　　何新：那就是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痴迷思考，我当时非常认真执着地把这看作是自身的一种使命、一种职责。想一想，这其实是十分荒谬的。因为以我当时的那种身份，一个遭到放逐的乡下人，一个仅具有初中学历的知青，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，却认为自己竟有责任作这样重大的事情， 　　记者：不可思议！ 　　何新：但是，正是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个时期，中国的政治气候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中共召开了9届2中全会，这次会议是文革运动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会上揪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。这一事件是极其具有象征意义的，它表明毛泽东所发动的这个文化革命运动，至此开始遭受重大挫折。 　　会后，毛泽东发出号召，要人们认真看书学习，识别“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”。毛泽东这时鼓励人们直接读马列原著，他还亲自开了一个书单，号召人们读一批书。在此之前，我在兵团的一条罪状就是不读毛著而读马列经典著作。因为林彪讲过，马克思主义里面，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，只要学毛泽东思想就够了，反对人们读马列原著，认为对马列的书看多了反而会变得糊涂。 　　记者：其实，糊涂就是产生怀疑嘛。 　　何新：这个时候，毛泽东说只读他那几本小书不行，号召人们读马列的原著。于是北京图书馆就把马列的书，《马恩全集》、以及与马列有关的黑格尔的书、费尔巴哈的书等等，都拿出来陈列上架，开放给人们读了。当时北图的制度是，进入阅览室必须要有北京地区的工作证。 　　我的女朋友为我找了一个北京工人的工作证，把相片换了一张。我拿着这个假的工作证，每天到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去读书，早上去，晚上回，像上班一样。早上北图一开馆大概9点钟我就到了，中午出来到六部口附近有一个韶山餐馆，现在改成朝鲜冷面馆了，那时还是一个小豆浆馆，花一毛多钱吃顿午饭，6分钱买一个烧饼，8分钱可以买碗豆腐汤，吃完了下午又回去看书。 　　就这样我在北图读了大半年的书，除了节假日以外，每天坚持去，几乎风雨不误。这期间还有一些小小插曲，与两位德高望重的大人物有关，他们都曾在我遭遇危难的这一年中帮助过我。请继续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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